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首要在于頂層設計的科學擘畫與政策框架的系統搭建。近年來，我國以前瞻思維不斷完善生育友好政策的頂層設計，審時度勢推出一系列政策體系，確立了生育友好型社會的政策框架。特別是“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措施的出臺，以及2021年《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等重要文件的印發，為做好新時代人口工作指明方向。

在中央精神的指引下，各級地方政府積極探索創新以落實生育支持政策，包括加大財政投入力度，發放生育補貼、育兒補貼等，力求政策更精準、更有效。例如，浙江省杭州市規定，對同一對夫婦生育二孩給予一次性補助5000元，生育三孩給予一次性補助兩萬元。同時，各級政府正在著力構建普惠托育服務體系、試點用人單位托育服務，通過增加托位供給和降低托育費用，切實緩解家庭“托育難”的痛點。同時，多地政府還加強婦幼保健服務，提升孕產婦和嬰幼兒健康管理水平，優化生育登記服務，簡化辦事流程，提升生育公共服務的可及性和便利性。

在一系列政策的支持下，全國生育意愿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回暖跡象，二孩生育率有所上升。這一點，在支持力度較大、配套措施較為完善的地區表現較為明顯。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4年全國出生人口達到954萬人，較上年增加了52萬人，實現了階段性的“止跌反彈”。盡管我們不能據此判定全國人口生育率已經呈現出逆轉趨勢，但是，新出生人口規模沒有進一步下降，表明有力的政策支持能夠對生育決策產生積極影響，降低生育成本、提升生育意愿的政策組合拳正在發揮作用。這為生育友好型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初步驗證，也增強了持續推進政策優化的信心。

雖然我國生育友好型社會建設已邁出可喜步伐，但前路并非坦途，挑戰依然不容忽視。一些深層次結構性矛盾仍然制約著生育意愿的持續改善。例如，近年來持續不減的青年就業和住房壓力、子女培養焦慮、各種無效內卷等，對生育意愿的制約作用難以在短期內消除。

生育友好型社會的構建，絕非政府部門的“獨角戲”，而是一項需要政府主導、多元主體廣泛參與的系統工程。

理論上，生育友好型社會應具備以下幾個關鍵特征。一是公共育兒政策支持，即政府保障家庭對高質量、經濟實惠的公共托幼服務的可及性，切實降低家庭育兒成本，幫助父母平衡工作與家庭責任。二是父親參與，即通過政策激勵和社會倡導，鼓勵男女共同承擔照顧孩子的責任。三是靈活的職場工作安排，例如企業包容遠程工作和彈性工作時間，使父母能夠更好地兼顧職業發展與家庭生活。四是積極的社會規范，即社會消除對母親工作與生育的偏見，職場性別歧視基本消除，從而塑造支持生育的文化氛圍。這些特征有助于共同促進家庭對生育的積極選擇，使生育與職業發展相輔相成，而非相互沖突。

企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非常關鍵。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不僅是社會責任，也關乎企業自身的人力資源可持續發展。企業需要率先行動，積極探索彈性工作制、居家辦公等靈活的工作模式，為生育期女性提供更寬松的工作環境。有條件的企業還可以設立托育機構或提供托育補貼，解決員工子女的托育難題。積極落實完善的生育休假、哺乳假制度，保障女性員工的合法權益，努力平衡員工的職業發展與家庭責任等，也都是企業完整履行社會責任的重要方面。

總之，只有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家庭等多方力量協同聯動、共同發力，才能使生育友好支撐體系逐步健全，為中國生育友好型社會建設注入蓬勃生機與活力，共同托舉起生育友好型社會的未來。

陳建偉(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對外開放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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