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財經上海6月28日電（記者陳云富）隨著氣候信息披露進入加速期，標準之爭或再起。作為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基金會發起組建的準則制定機構，國際可持續發展準則理事會（ISSB）6月26日正式推出第一批兩個國際可持續披露準則：一般披露準則和氣候相關披露準則。這兩個準則及該理事會以后將頒布的其它準則有望逐步成為各國和地區可持續信息披露的基本準則，給A股等上市企業提升可持續信息披露水平帶來一定外部壓力。國內市場應該如何應對？相關可持續信息披露標準應如何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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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財經與綠色金融60人論壇（GF60）聯合推出的《高端訪談·碳路司南》欄目日前專訪了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原理事、上海財經大學特聘普華永道會計學教授、清華大學經管學院管理實踐訪問教授張為國。

張為國認為，與此前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不同，國際可持續披露準則短期可能還難以被廣泛直接采用，但國內各界不可“掉以輕心”，要加快行動，逐漸建立起既符合中國國情又兼顧國際先進水平的可持續披露準則，增強在這一領域的主動性、自主性和影響力。

國際可持續披露準則短期難以被廣泛直接采用

記者：國際可持續準則理事會（ISSB）剛推出第一批兩個國際可持續披露準則，您認為它們會否成為通行的可持續披露準則？

張為國：我們需要通過回顧全球公認會計準則的發展歷史來回答這一問題。1973年起的二十多年中，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制定了幾十個國際會計準則（IAS），但這些準則一直沒成為任何國家或地區的法定會計準則。2001年IASC改組為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將所制定的準則改稱為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當時正處經濟全球化的熱潮中，尋求統一的會計語言成為一種共識。因此，2002年，歐盟率先決定從2005年起上市公司全部按照IFRS編制合并財務報表，澳大利亞、中國香港和南非等地隨即也決定這樣做；2005年，國內也開始制定與IFRS實質趨同的會計準則，并于2007年開始在上市公司中全面實施；2007年，美國證監會（SEC）決定外國公司可按IFRS向美國市場的投資者提供財務信息，且不再需要提供準則差異調節表。在這三個里程碑意義事件的推動下，IFRS逐步成為全球普遍采用的會計準則，雖然采用的模式略有差別。

國際可持續披露準則在較短時間內推出。2020年9月，IFRS基金會就是否要承擔起制定國際可持續披露準則的責任頒發咨詢文件；2021年11月，IFRS基金會正式宣布成立國際可持續準則理事會（ISSB）；2022年3月，ISSB頒布首批兩個可持續披露準則征求意見稿。三年不到，ISSB已頒布了第一批兩個準則。

與IFRS成為全球公認會計準則不同，在ISSB制定頒布第一批兩個準則時，歐盟形成了較完善的可持續報告準則體系，首批13個準則有望在未來一兩個月內正式頒布。此外，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于2022年3月頒布了氣候相關信息披露準則征求意見稿，但由于美國國內各方面矛盾所致，SEC至今沒明確將在何時正式頒布其氣候相關披露準則。最后，全球報告動議組織（GRI）頒布的幾十個可持續披露準則已成為全球最普遍采用的準則。

IFRS基金會及ISSB的努力肯定會大大提升全球可持續披露準則的質量，但在以上幾分天下的大背景下，還難以判斷ISSB的準則能否在短期內被廣泛直接采用。例如，與過去的一貫做法不同，香港聯交所2023年4月有關如何采納國際可持續披露準則的咨詢文件建議不是全面直接采納，而是有不少差異。其他各國或地區也可能在以上各個準則體系中各取所需，形成自己的可持續披露準則，而且會制定不同的實施進度，再加語言和執法力度等因素。所有這些都將使判斷各國或地區的準則在多大程度上和ISSB準則相同、相似和相異變得較為困難。

記者：您認為ISSB應如何加強可持續披露準則的國際協調？

張為國：盡管國際可持續披露準則在制定時充分聽取了各國意見，但仍然面臨許多重大爭議。例如，ISSB和SEC只強調財務重要性，而歐盟和GRI則強調財務和影響雙重重要性；ISSB和SEC強調以投資者為導向，而歐盟和GRI則強調以多元利益相關者為導向；ISSB一開始就花相當大精力在如何消化吸收原美國可持續會計準則委員會（SASB）的行業性披露指標上，而歐盟和GRI則從一開始將精力主要花在通用主題準則上，為避免所制定的準則不被全球廣泛采用的尷尬結局，IFRS基金會和ISSB應以質量為先，不能急于求成，還應加強國際協調，努力縮小和消除以上基本導向的差異。

積極應對挑戰，快速提升可持續行為和披露水平

記者：在您看來，國際可持續披露準則推出將對我國企業產生哪些影響？應如何應對？

張為國：就ISSB頒布的第一個準則一般披露要求而言，企業將主要面臨四個方面的挑戰：一是信息的可靠性，可持續披露信息絕大部分是非貨幣計量的，也不遵從復式記賬這一嚴格的范式，企業提供的信息是否可靠存在一定挑戰；二是風險因素的披露，ISSB要求企業披露短、中、長期面臨的機遇與風險，這些對企業來說都難以預測和判斷；三是發展路線圖的描繪，ISSB要求企業披露應對風險和機遇的時間表與路線圖，這并非易事，即使企業披露了相關信息，其可信度也難以衡量；四是商業信息的保密性，ISSB要求披露的信息主要涉及企業的非財務信息，對企業商業信息的保密性可能會產生不利影響。

對于應對措施，可從四點來看：一是做到行勝于言，可持續發展的核心要義在于必須采取實際行動，而不是滿足于向外提供一份漂亮的報告；二是完善治理結構，應將可持續發展融入到公司治理架構中，例如將可持續發展作為董事會工作之一，甚至在董事會下成立專門委員會，或作為已有委員會的重要議題，成立可持續發展辦公室等相關職能部門；三是明確風險隱患，不同的企業需要根據自身的特點，明確可能面臨的最大風險點，尋找相應的解決方案；四是建立信息系統，可持續披露涉及大量過去未曾收集和披露的信息，企業應建立具有“細顆粒、多維度、實時性、網絡化、智能化”的信息系統，并將可持續披露所需信息植入其中。

立足國情構建信息披露體系，積極參與國際準則制定

記者：國際社會正對可持續相關規則話語權進行爭奪，我國應如何更好地爭取可持續信息披露規則的自主性、主動性和影響力？

張為國：可持續發展是一個劃時代的重大工程，擴大相關披露范圍，完善相關披露準則應以改進行為為前提。相關政府部門已從各自職責出發展開各項工作，但各自可調動的資源又相對有限。對此，主要提四點建議：

一是依法推進，分工協作。各相關政府機關應依據現有法律法規分工制定相關規則，以避免出現立法和執法無據的情況。同時，應避免監管真空和重疊現象，降低規則運用和執法成本，相關政府部門應在分工基礎上加強協調。

二是立足本國，放眼全球。可持續發展及其披露規則的制定應立足本國，基于我國治國理念、政治經濟制度及社會經濟發展需要等。同時，應關注國際潮流，充分吸收和可為我所用的理念、方法和準則。

三是參與協調，擴大影響。相關部門應積極鼓勵和支持各方面專家參與國際準則協調，提高中國的參與度和影響力，使可持續披露準則能夠充分反映中國的國情和聲音。

四是深入研究，培養人才。可持續發展涉及面非常廣，且面臨諸多新的難點。因此，應加強對相關問題的深入研究及開展相關人才的培養工作。

編輯：羅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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