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漸進”是我國即將推出的延遲退休方案的關鍵詞。

“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我國將在未來五年之內，按照“小步調整、彈性實施、分類推進、統籌兼顧”等原則，逐步延遲法定退休年齡。

其中，“彈性實施”是延遲退休改革最大、最重要的特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透露，延遲退休不會搞“一刀切”，不是規定每個人必須達到延遲后的法定退休年齡才能退休，而是要體現一定的彈性，增加個人自主選擇提前退休的空間。

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近日就延遲退休接受媒體專訪時表示，我國需引入“彈性退休”機制，在未來設定的“法定退休”年齡之外，再設定兩個“彈性退休”年齡供老百姓選擇。“彈性退休”機制是實施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的一個重要手段和內容。

兼顧不同人群需求

保障“彈性”選擇權

就業是最大的民生。我國有14億人口、9億勞動力，解決好就業問題，始終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一項重大任務。2021屆高校畢業生規模達909萬人，再創歷史新高。

“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提出，按照“小步調整、彈性實施、分類推進、統籌兼顧”等原則，逐步延遲法定退休年齡，促進人力資源充分利用。

當前，不少企業和單位都將35歲作為普通崗位招聘招考的年齡上限。延遲退休意味著工作人數增加，騰出的崗位減少。有些人擔心，供給結構變化疊加“35歲+”職場困境，會不會令今后找工作更難?

“靜態地看，延遲退休會對就業產生一定沖擊。勞動力供給增加，自然騰退的崗位減少，‘一增一減’，就業市場將面臨現實沖擊。但這種沖擊是有限可控的，對年輕人的就業‘擠壓’不大。”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科學研究院副院長莫榮表示。

“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已連續8年下降，平均每年減少超300萬人，且降幅還在加大。”莫榮分析說，按照每年延遲幾個月或者每幾個月延遲1個月的速度，每年因延遲退休而多出來的勞動力不會太多，甚至會被每年減少的勞動力所抵消。

不過，包括莫榮在內的多位專家認為，短期內，大齡勞動者、靈活就業人員可能面臨更大的競爭壓力。

在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賀丹看來，我國快速老齡化背景下，應該倡導老有所為，但就業市場確實存在一定的年齡歧視。這不僅妨礙就業公平，侵害勞動者權益，也與延遲退休的改革部署相沖突。

同時，《法治日報》記者注意到，醫生、教師、技術人員等崗位，很多人在退休后都在以各種方式返聘。

“反聘和現在討論的延遲退休是兩個概念。在沒有出臺‘延遲退休’政策時，這樣的現象就已經存在了，不屬于‘延遲退休’年齡的討論之中。因為在此之前，包括在計劃經濟時期，國家也有返聘這樣的政策設計。”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韓克慶分析說，現在的延遲退休年齡主要是指2004年之后，為了應對人口老齡化而針對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進行的方案設計。

在中國社會保障學會秘書長、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魯全看來，目前全社會尚未就延遲退休形成共識，部分人群對其中的具體措施還不夠了解。尤其是我國情況較為復雜，不同群體對此都有不同的訴求。比如，男性和女性之間，機關、事業單位和企業職工之間，都有不同的心聲。因此在研究延遲退休方案時，要充分估計改革對不同群體產生的影響，盡量兼顧不同人群的需求。在研究設計具體實施和配套措施時，應盡可能地兼顧統一性和選擇性，給予老百姓“彈性”選擇權，運用政策工具引導自愿延長，做好配套措施穩定就業市場。

統一靈活強制激勵

謹慎周密制定方案

談論延遲退休政策，不能跳出老齡化背景。以2018年作為時間節點，發生了四件事：我國老齡人口的數量和比重均超過少年兒童的人口數量和比重，勞動年齡人口跌破9億人，就業人口總量首次出現下降，出生率降至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首次新低。

“這就意味著，2018年標志著我國開始進入以撫養老齡人口為主的時代。”3月17日，在《中國經營報》觸角人生保障小課堂系列直播課中，盤古智庫老齡社會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李佳表示，2050年以后，我國60歲以上的老齡人口占比將長期保持在三分之一以上。

而隨著人均預期壽命的提高(截至2019年底，我國人均預期壽命達到77.3周歲，城鎮居民預期壽命達到80周歲)，再加上我國勞動人口就業年齡推遲、工作期縮短、數量減少、養老金壓力增大等現狀，延遲退休具備了相當的可能性。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游鈞曾經表示：“當前，我國退休年齡與人均預期壽命不匹配，不適應勞動力供求關系變化，造成了人力資源的浪費。”

3月12日，延長退休“十六字方針”出臺。

《法治日報》記者注意到，通觀世界范圍，不同國家延遲退休的具體做法主要有三條。第一，男女同齡，即將原來不同的男女退休年齡統一成一致。第二，小步快走。第三，彈性退休，可以提前退休，但退休金比正常退休拿得少。

對應到我國，“十六字方針”出臺后，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科學研究院院長金維剛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改革不會“一步到位”，而是采取漸進式改革，每年延遲幾個月或者每幾個月延遲1個月。此外，延遲退休也不會搞“一刀切”，要增加個體自主選擇提前退休的空間。

按照韓克慶的理解，雖然是“彈性”實施，但也應該劃一條退休年齡的線，讓職工有一定的選擇權。他舉例說，比如有些國家規定，職工若打算提前退休，那么可以按照養老金的90%或者80%來領取養老金，而如果延遲退休，則可以比預期的退休養老金要高，“所以，彈性并不是沒有退休年齡的界限，而是在劃定的年齡線前后給予職工選擇退休與否的權利”。

對此，魯全認為，延遲退休方案對每個人的切身利益都會產生實際影響，從個人到群體再到全體的需求，都要考慮周全。因此制定實施方案時要特別謹慎和周密，建議把握以下幾個原則：

其一，統一性和靈活性相結合。所謂統一性，就是要全國統一方案，以確保不同地區之間的公平;所謂靈活性，就是要給老百姓一定的選擇權，不可簡單地“一刀切”，至少要給出一定的幅度選擇。

其二，強制性和激勵性相結合。現在一講到延遲退休年齡仿佛是強制實施的，不同群體感受不一，可以通過現行的一些政策工具來提高人們延長工作年限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例如將養老金計發辦法與繳費年限更加密切結合等。

最后，要做好配套措施，包括關注就業形勢的變化。很多老年人退休之后愿意幫助子女照顧孩子，實施延遲退休后，應積極發展社會化的托幼服務。此外，還需注意防止群體之間的非公平現象，不同群體、不同個體的工作特點和待遇不同，相關舉措要想得全面一些，靈活一些，取得最大公約數。

退休年齡涉及面廣

配套措施及時跟進

延遲退休后，養老金的領取會有什么變化?有人擔心，養老保險繳得越久、越多，雖然退休后每月到手的養老金會多一些，但是領取養老金時間短了，擔心個人利益會受損。

面對相關疑慮，對外經貿大學保險學院副院長孫潔介紹，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遵循權利與義務相對應的原則，長繳多得、多繳多得。

“延長退休年齡的原因并非是‘養老金危機’。從國際經驗來看，當年德國延長退休年齡的時候，養老金是有大量結余的。事實上，延長退休年齡是為了平衡代際關系，現在我國勞動力初次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年齡變晚了，人們的預期壽命也延長了，這才是導致養老金收支壓力的主要原因。”魯全說。

那么，過去一些與退休年齡相關的政策，還有哪些或隨著延遲退休政策會進行相應調整?

“我認為影響較大的主要是勞動力市場、社保支付和人口政策等幾個方面，但最直接的影響還是給勞動力市場、就業和養老帶來的影響。”韓克慶說。

他具體分析稱，從勞動力市場的角度來說，企業需要考慮雇用的員工年齡提高之后，在人員招聘、培訓、用工安排以及福利制度安排上應該做出什么樣的應對措施;

從社保支付的角度來說，職工延遲退休之后的基金征繳和繳費年限是否需要做一些相應的調整，待遇水平隨著養老金領取時間的縮短是否要做相應的提高。

“由于退休年齡問題涉及方方面面，因此延遲退休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韓克慶說。

在業內人士看來，延遲退休不能“單兵突進”，尤其是與之相關的配套和保障政策措施非常多，要統籌謀劃、協同推進。比如涉及優化生育政策、人口遷移政策、養老制度改革與養老金政策調整、老齡產業與老齡服務業政策布局、面向老齡化的醫療制度改革、完善就業保障體系等。

對此，韓克慶也表示認同。他認為目前不必把延遲退休想得過于復雜。延遲退休就是我國應對人口老齡化、人口余數增加等社會現象，而在政策方案上進行的調整。這種調整必然會牽一發而動全身，對于勞動力市場、社會保障、養老保險支付體制甚至是職工個人的家庭都會帶來較大的影響，“這些都是政策調整下的正常表現”。

不過，延遲退休改革落實的過程將面臨更加具體的問題。

比如，如何通過更有針對性的技能培訓、就業幫扶等措施促進大齡勞動者就業創業?如何更大力度地對符合條件的就業困難人員、特別是靈活就業人員給予社保補貼，幫助其再就業?如何保證大齡勞動者就業、如何給予靈活就業者社保補貼、如何創造更多適合大齡人員的就業崗位?

“一些必要的配套措施還是要跟進的，不過應該也不會做太大的結構性變動。”韓克慶認為，“適合大齡人員就業的崗位”和人口結構、社會需求以及產業結構都密切相關。

“我還是比較贊同設定一個退休年齡的界限，然后采取彈性退休政策，由個人和用人單位根據個人的就業意愿和其他相應的一些條件來進行選擇和調整。”韓克慶說。

韓克慶提到，延遲法定退休年齡后，應增強社會保障制度的可持續性，需要更多的精細化管理，“這些都是政策方案應該考慮到的內容。當然也不只是社會保險、養老保險方面，養老服務、老年人照料以及醫療的相關政策也應該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