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以信用信息“破冰”，緩解實體經濟融資難題

近幾年，金融創新層出不窮，著眼實體經濟是當前金融業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如何支持金融回歸服務實體經濟?精準滴灌、打通金融“最后一公里”?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黃奇帆表示，中小企業、實體經濟的難題不僅是總量性、周期性問題，更多是結構性、體制機制性問題，須加大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力度，根治基礎性、結構性問題。

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會長李東榮認為，任何金融創新若脫離實體經濟的客觀需求，就會偏離方向、違背規律，從而走向或自我循環、或過度膨脹、或非理性繁榮。只有真正符合實體經濟、符合經濟規律、深耕業務場景的金融創新才可能有持續的生命力。因此，發展金融科技要始終堅持以服務實體經濟和人民生活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切實抓住經濟社會和人民群眾最需要的金融服務場景，提供接地氣的金融服務，從而不斷提升金融科技供給對多元化需求的適應性和有效性。

中國銀保監會財產保險監管部副主任、全國金融青聯委員尹江鰲表示，金融業不忘初心、服務實體經濟可以總結為“三換三穩”：宏觀上以時間換空間，通過逆周期政策穩增長;中觀上以股權換債權，通過調分子分母穩杠桿;微觀上以長期換短期，通過建長效機制穩融資。

湖北省宜昌市副市長張鳳歧結合金融落地一線面臨的問題提出，實體經濟融資難的核心在于銀企的信息不對稱，企業貸款缺信用，銀行放款缺信息，銀企對接缺通道。以信用信息“破冰”，才能緩解融資難題。

中央國債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企業債券評估中心副主任、全國金融青聯委員董屹認為，債券市場是最大的直接融資市場，也是從金融端發力來推動供給側改革的主戰場，是輔助宏觀調控、控制金融風險、推動實體經濟的重要的抓手。

而關于針對實體經濟融資期限錯配的問題，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曾剛表示，融資結構只有長短結合，才能不斷改善金融供給結構，才能盡可能確保當下穩增長、防風險的需要。

觀點：金融開放要靠改革來支撐

當前，我國金融業既面臨穩增長、防風險改革的新任務、新挑戰，也適逢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擴大開放等帶來的新機遇、新期待。如何平衡好金融業改革開放帶來的挑戰與機遇?

國務院參事、中國銀保監會原副主席王兆星表示，我國金融業近年來經歷了重要變革：由計劃主導變為市場主導，由單一主體變為多元主體，由單一產品變為“金融超市”，由傳統單一的銀行信貸變為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債券市場、外匯市場、黃金市場等多元市場;銀行由傳統柜臺為主變為移動互聯，由以機構網點為王變為以數據信息為王，金融業也日趨開放。

王兆星認為，要完善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進一步深化資本市場改革，繼續大力發展普惠金融，不斷完善房地產金融政策、金融宏觀審慎管理、金融機構的法人治理結構及金融監管體制，通過不斷地改善和優化金融供給結構，以更好滿足實體經濟的合理需求，促進經濟和金融的高質量發展。

金融開放為經濟全球化發展帶來新的預期。國務院參事、財政部原副部長朱光耀表示，展望2020年，要推動全球經濟的增長、應對國際環境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關鍵要應對好四方面挑戰：第一，要盡最大努力維護國際多邊貿易體系;第二，要盡快推進同數字經濟相關的國際規則的制定;第三，人工智能的某些重要方面同國家安全緊密聯系，并在全球范圍內形成制度性安排;第四，應對地緣政治方面突發事件的沖擊。

對中國而言，把握金融開放的機遇是當務之急。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原副董事長兼總經理屠光紹認為，金融開放戰略要靠改革來支撐。中國很大，市場也很大，若要吸引外資并促進其長期投資和布局，要注重三方面改革：一是市場化改革的方向，包括資本市場及國資國企的改革等等;二是政府治理方式的改革，應盡量避免市場化改革推進過程中與政府治理發生碰撞;三是營商環境的變革，要不斷優化外資進入中國后的運營成本、監管環境等。

觀點：金融監管需適應金融機構數字轉型需要

金融科技作為科技驅動的金融創新，既是現代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現代金融體系建設的關鍵驅動力量。當前，我國金融業正在經歷歷史性巨變，金融與科技深度融合。智慧銀行、開放銀行等新模式相繼誕生，各類金融機構均迎來數字化轉型。

中國人民銀行金融消費權益保護局副局長尹優平認為，消費金融能夠讓大量弱勢群體獲得正規的金融服務，可以拓寬金融服務的覆蓋面，從而成為踐行普惠金融的重要力量。隨著新消費、新零售時代的到來，技術、場景、應用方式的不斷創新，消費金融業態依然具有較大的潛力和發展空間，而且也會推動我國普惠金融事業發揮更大作用。

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長雷曜提到，消費金融的發展離不開數字化的過程，數字化的過程又加速了消費金融向更高質量發展。數字資產是小微企業更容易獲得的資產。金融服務消費領域可以借助數字技術的力量，讓金融更加精準地服務人民，踐行金融以人民為中心的初心使命。

關于金融科技的發展，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會長李東榮提出了四點建議：一是緊密結合經濟社會活動的場景需求，提升金融科技的供給質量;二是著力推進制度建設，引導金融科技守正、向善;三是積極發展監管科技，增強金融科技的治理能力;四是加強人才隊伍建設，夯實金融科技智力支撐。

中國銀保監會政策研究員巡視員葉燕斐提出，金融監管必須更好地適應金融機構數字轉型的需要。在堅守風險底線的前提下，要更有前瞻性、適應性、包容性，并合理延伸監管邊界。比如要根據金融機構和數字金融科技公司的合作、業務關系，對其底層數據、算法模型等方面做延伸監管，甚至有可能做現場監管和一些必要的處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