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發改委、工信部等11部委聯合印發《智能汽車創新發展戰略》文件，提出在5年時間構建6大體系，到2025年，中國標準智能汽車的技術創新、產業生態、基礎設施、法規標準、產品監管和網絡安全體系基本形成，有條件自動駕駛的智能汽車達到規模化生產，高度自動駕駛的智能汽車在特定環境下市場化應用。

智能汽車既是人工智能與機械化的結合，也是信息文明時代人、社會和智能相互融合的一種方向，是智慧城市的一個要素。構建智能汽車的6大體系，是同時發展實現目標，還是分時間和重點一個個突破，這個問題還需進一步探索。而智能汽車能不能上路，既在于技術是否實用，也在于與之相關的社會要素是否配套，因此，盡管智能汽車的6大體系需要推進，但還需要其他方面的配套發展，例如倫理和法規。

按照科技與社會關系的架構，技術的發展在先，它是一種創造性的推動力量，因此，技術是先行者，之后，人類社會需要制定相應的規則來適應技術創新。現在的智能汽車就是如此。一方面，需要對原有的交通規則進行修改，或者重新制定智能汽車時代的交通規則，另一方面，必須要解決智能汽車的倫理問題——對人類社會的傷害減到最小，或接近零。這是1967年由哲學家菲利普·福特提出的哲學難題，在智能汽車時代，這一問題可能會更加凸顯和尖銳。

無論智能汽車的技術如何尖端和適用，道路基礎設施如何先進，智能汽車上路也會有產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在事故將要發生之前，AI的選擇是挽救路人還是保護汽車中的乘客，這是必須解決的問題。

2018年8月，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的研究人員在《自然》雜志發表了一項大規模調查結果，揭示了自動駕駛汽車在全球不同國家的倫理偏好，以及這些偏好的一些區域差異。對233個國家的受訪者進行的調查表明，不同社會的倫理具有共性，保護人類的生命，而非其他動物的生命;拯救多人的生命，而非少數人;保護年輕人的生命，而非老年人。

同時，智能汽車無論是否出現事故，法律上該負什么責任，也必須在智能汽車上路前都應當制定出規則。而如今，社會配套方面并沒有制定相應的規則。2018年3月18日晚，美國Uber的一輛自動駕駛汽車撞上了49歲的婦女伊萊恩-赫茨伯格，并導致其死亡。2019年11月19日，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NTSB)宣布，車禍的主要原因要歸咎于Uber脆弱的安全文化，公司的法人代表(董事長或CEO)要負主要責任。但是，這并非是法律上的判決。而且，當時Uber自動駕駛汽車上還有一名安全員，并非完全無人駕駛。

在未來，如果完全是無人駕駛，出現事故是公司法人負責，還是智能汽車的設計者負責，抑或智能汽車的運營者、審批者負責，或者是其都有責任?種種倫理和法規，都是需要在智能汽車上路之前就應當解決的問題。因此，盡管智能汽車有必要推進6大體系，但是，技術創新與倫理法律也應當同步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