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剛剛披露的公募基金年度報告，在2018年普跌行情中，公募偏股基金虧損超過5000億元。盡管基金虧損嚴重，但是交易傭金卻不少，統計數據顯示，2018年基金的傭金支出總額超過70億元，從行業整體的傭金費率看，大多在萬分之八左右。

緣何公募基金公司的專戶和社保產品，享受同樣的賣方研究服務，但是傭金費率顯著低于公募基金?這一費率的差異，引發市場持續關注。

萬八傭金費率成常態

天相投顧統計數據顯示，2018年公募基金支付傭金總額為70.09億元，比2017年的74.42億元略有減少。不過，考慮到偏股基金總規模及交易總規模均有所減少，交易傭金費率幾乎沒有變化。

數據顯示，2018年公募基金股票交易總量為8.39萬億元，支付傭金總額為70.09億元，全行業平均傭金費率為0.0836%，比2017年的0.0849%略有下降。

分基金公司看，2018年，27家基金公司的交易傭金超過1億元，其中9家公司超過2億元，富國基金、華安基金等大型基金公司的傭金超過3億元。具體到交易費率情況，在114家基金公司中，102家公司的交易費率超過萬分之七，66家公司的費率超過萬分之八，更有34家基金公司的交易費率超過萬分之九。

從單只基金的支付交易傭金情況看，2018年有162只基金支付的傭金總額超過1000萬元，其中31只基金支付傭金超過2000萬元，更有9只基金支付的傭金超過3000萬元，最高的一只基金支付的傭金高達5345萬元。需要指出的是，該基金全年平均規模約為30億元，但全年交易量高達718億元。

而滬上某大型基金公司旗下某基金，規模為20億元左右，2016年、2017年的交易傭金均為6000萬元左右。2018年基金規模縮水，但交易傭金也有3400多萬元。耐人尋味的是，高換手率并沒有帶來業績上漲。從該基金業績表現看，2016年和2018年均大幅虧損，在價值股牛市的2017年，該基金凈值也僅僅上漲4.48%。

高傭金費率引發質疑

在股市單邊下跌的2018年，基金凈值震蕩下行，傭金支出卻居高不下。這令不少投資者質疑：緣何普通個人投資者在券商開戶，交易費率通常為萬分之二點五;而交易量巨大的公募基金，費率卻高達萬分之八?

從全市場的交易傭金水平看，個人投資者的交易傭金費率多為萬分之二點五，公募專戶、私募基金是萬分之二到萬分之五不等，而較高傭金可以享受到更好服務，例如賣方組織的小范圍現場交流、上門路演等。如社保基金的傭金費率通常為萬分之五。

公募專戶和社保基金享受著同樣的賣方服務，但傭金費率卻顯著低于公募基金，這是眾多投資者質疑的焦點，也是認為對公募基金的持有人而言并不公平的“槽點”。

在一些業內人士看來，如果高傭金能夠帶來超額收益，傭金高完全不是問題。但是，如果業績和傭金沒有相關性，高傭金就會面臨很大爭議：“傭金就不該從基金資產支出，應該從基金公司的資產中列支。”

交易席位的選擇也引發質疑，據了解，通常情況下，投研部門并不能完全決定交易席位的選取，還要參考銷售部門的意見，基金經理給券商的服務進行“派點打分”時，也并非完全同研究服務相匹配。某業內人士透露，有基金公司選取交易席位時，投研團隊和銷售部門的話語權各占一半。基金經理為了帶來基金銷量，在“派點打分”時會進行相應傾斜。

2014年2月，證監會發布《關于完善證券投資基金交易席位制度有關問題的通知》，明確規定基金公司在選取券商交易席位時，應選擇財務狀況良好，經營行為規范，研究實力較強的證券公司，不得將席位開設與證券公司的基金銷售掛鉤，不得以任何形式向證券公司承諾基金在席位上的交易量。

在上海證券創新發展總部總經理、基金評價研究中心負責人劉亦千看來，單純從費率高低看交易傭金的合理性不夠全面。就現狀而言，在偏權益類基金方面，沒有任何證據表明費率和基金業績存在明顯的相關性。從運行方式看，“萬八傭金”或有其合理之處，更高的傭金可以幫助基金管理人獲得更好的賣方研究服務，如果交易傭金大幅降低，證券公司研究服務的動力必然受到抑制，不利于行業吸引更優秀的人才加入，最終損害多方的發展，出現投資者、管理人、經紀公司三輸局面，“單純降低傭金，可能會出現‘揀了芝麻丟了西瓜’的局面”。

劉亦千認為，如果基金交易傭金從基金公司管理費列支，從公司經營成本節約的角度看，會導致基金公司的研究投入不夠，最終形成惡性循環。不過，劉亦千坦言，隨著中國資本市場走向成熟，市場定價日漸有效化，長期看傭金率下降是必然趨勢，但是要循序漸進，貿然降低傭金可能會得不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