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健康安全中心和中國天津大學生物安全戰略研究中心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聯合主辦題為“合成生物學時代中美兩國面臨的挑戰”的“二軌會談”，來自中美兩國的技術、政策、法學和管理專家匯聚一堂，共商應對合成生物學技術安全風險之策。

合成生物學正在挑戰生物安全

合成生物學是21世紀出現的一門新興學科，主要通過基因合成、編輯、網絡調控等新技術，創造新的生命體，或者改造已有的生命體。2014年，美國國防部將其列為21世紀優先發展的六大顛覆性技術之一。

目前，合成生物學已在生物能源、生物材料、醫療技術以及探索生命本質等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是，越來越多的專家開始關注該技術謬用和濫用可能暗藏的安全挑戰。

“首先是研究人員錯誤使用合成生物學技術帶來的安全風險。”天津大學生物安全戰略研究中心主任張衛文教授在接受科技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造成謬用的原因有三個：一是在一項新技術發展的初期，研究人員往往因盲目追求預期效果而急功近利、誤入歧途;二是研究人員目前尚無法準確預知合成生物學技術的潛在風險與未知后果;三是合成生物學作為新興科技，其技術發展往往超前于行政監管和法律規范的進程。

“其次是濫用合成生物技術進行恐怖襲擊的潛在可能性在增加。”張衛文教授談到，雖然這種可能仍然處于討論中，但隨著技術愈發成熟，其技術門檻和經濟成本將越來越低。2017年，加拿大病毒學家戴維·伊文思帶領的團隊僅花費10萬美元就合成出了天花病毒的近親——馬痘病毒。“這表明在合成生物學時代，完全有可能根據網上的公開信息合成致命病毒。單純依靠將病毒毒株‘鎖在保險箱里’的傳統管控措施，已難以應對新技術帶來的變革。”張衛文說。

記者了解到，2018年6月，美國國家科學院(NSF)專門評估了合成生物學可能引發的生物安全威脅，并發布了《合成生物學時代的生物防御》報告。報告指出，合成生物學技術的濫用，導致其可被用于制造生物武器，將對民眾和軍事作戰產生巨大威脅。報告建議美國軍方及其他機構建立合成生物學技術和能力的評估框架，探索更為靈活的生物防御策略，加強軍民基礎設施建設，以應對潛在的生物攻擊。

如何應對“升級版”生物安全威脅

“首先要加強國家生物安全頂層設計。”張衛文認為，針對以合成生物學為代表的新型生物技術的安全挑戰，需要基于我國現實國情，形成國家層面的統籌布局和科學規劃;應加強政府與學術界、工業界的溝通，針對關乎國家安全的生物安全需求，制定學術研究計劃和成果轉化目標;國家可設立負責技術生物安全的專門職責部門，全面協調其應用及生物安全工作。

“其次是抓緊制定和完善我國生物安全領域法律政策。”張衛文表示，我國在生物恐怖和生物防御、傳染病防控、實驗室生物安全、菌株毒種保藏管理、生物操作技術管理等方面已形成了一系列法律法規與相關政策。未來還將進一步加快《生物安全法》的立法步伐，根據合成生物學的進一步發展修訂現有政策法規，堵塞生物安全防御的隱患和漏洞。

“同時應注重人才培養、學科建設等總體生物安全教育布局。”張衛文補充道，應對新型技術應用帶來的生物安全是一個新興交叉領域，相關人才既要熟悉生物技術、又要通曉國內國際法律規則。我國從事生物安全戰略和技術研究的人才還很匱乏、學科也尚未形成體系。我國應盡快將生物安全設立為一門獨立學科，設立碩士與博士點，培養專業人才;布局相關領域的高端智庫建設，鼓勵專業人才投身于生物安全能力建設;重視科普宣傳工作，借助新媒體、學術報告、主題活動等形式加大生物安全科普宣傳力度。

“最后，我國應深度參與全球科技治理，在國際生物安全新規則的制定中發出中國聲音。”張衛文強調，當前，美國、英國和歐盟及相關國際組織正在討論制定合成生物學時代的生物安全規則。我國應組建一支由外交、軍事、科技、法律等多領域專家組成的專業化團隊，積極融入國際立法和協商對話之中，持續發聲，樹立負責任大國的良好國際形象。

“近年來，我國在上述領域已取得顯著進展。”張衛文介紹，天津大學先后參與了科技部《生物技術研究開發安全管理辦法》的制定和國家《人類遺傳資源管理條例》的修訂，主筆起草了聯合國《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締約國第八次審議大會上的工作文件“生物科學家行為準則(范本)”，該準則作為中國政府的提案受到世界各國的廣泛關注與支持。